中共沙县地方组织的建立及其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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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中小发表于 2008-4-11 21:54 只看该作者

中共沙县地方组织的建立及其斗争

一、在革命低潮中诞生的沙县特支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中国人民掀起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高潮。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1926年冬，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北伐军节节胜利，福建全省光复。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在福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地区性组织，成为全省发展党组织的力量和建立各级党组织以及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核心。1927年4月3日，国民党右派率先在福州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中共福州地委组织受到破坏；接着，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革命由此开始转入低潮。
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召开“八·七”紧急会议，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中央给闽北闽南临委发出有关指示。同年12月，福建地方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闽南闽北应即合并组织——临时省委”的决定，成立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由于省委认真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党的组织进一步扩大，由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在闽西、闽南及闽北等地蓬勃兴起。1928年7月3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在《福建现状与目前我们党的任务》决议中指明：“闽北地瘠民贫，生活尤苦，不过没有党的领导，故不得不作自发的斗争，如建瓯、崇安、沙县等地，农民自动手杀豪绅，截留豪绅的粮食，显然证明同闽南农民一样有革命的要求。”并在《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指出：“建安道（1）（指闽北地区）应以延平（今南平）为中心，向建瓯、建阳、沙县、崇安发展，望日常斗争中建立党和群众的组织，领导群众斗争，企图造（成）骚动局面，与闽西一带相呼应。”同年8月，临时省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召开紧急代表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福建省委。沙县特支正是在此形势下应运而生。
沙县特支是由几名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夏茂籍进步青年组织建立的。
民国22年（公元1923年）秋，沙县创办了县立初级中学。此后，夏茂地区一批又一批高小毕业生先后升入县立初中就读。1927年春，正值全国尤其是南方地区大革命高潮。在反封建、争民主思潮的影响下，沙县县立初级中学发生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学潮，以姜源舜、官锦铨、黄可英为首的夏茂籍学生，发动全校同学罢课，反对学校当局独断专横，贪污渎职，任用亲信的作风。国民党沙县政府企图逮捕学生，镇压学潮。学生闻讯散归原籍，学校一度停办。
1927年秋，夏茂学生官锦铨、黄可英、罗佑等10人到省城福州继续求学；翌年春，姜源舜也到福州就读；是年秋，又有张炳生等5人到福州就读。他们分别升入福州第一初级中学（今福州第一中学）、第二初级中学（后改为职业学校）、三民中学（今福州师范学校）和新时代中学。此时，正值福州党组织恢复、发展时期，上述学校也是当年党、团组织活动最为活跃的场所。部分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影响下，初步接受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官锦铨、黄可英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姜源舜（又名树民，化名姜敢）、张炳生、罗佑也相继加入了党的组织。从此，他们开始了革命生涯，分别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开展活动，宣传革命真理和党的主张，建立基层组织，并经常散发传单，组织与参加飞行集会，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为此，官锦铨、姜敢、黄可英、张炳生和罗佑等人在福州曾被捕入狱；经过组织营救出狱后，仍然继续坚持斗争。
1928年暑假期间，官锦铨、姜敢等人根据临时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回到夏茂，把革命火种播撒到自己的家乡。经过一番酝酿活动，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隶属于福建省委的沙县地方党组织——中共沙县特别支部（2）。这是闽西北地区各县中最早建立的第一个县级党组织。沙县特支的建立，揭开了沙县历史新的一页，在沙县人民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沙县特支在夏茂建立，有其独特的客观条件与相应的群众基础。
夏茂位于沙县西北部，距离县城四十公里，历史悠久，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境内丘陵大都在海拔二百公尺以下，形似盆地，物产丰饶。东面、南面与本县高桥和富口相连（当时夏茂、高桥和富口统称为“沙县北区”），西面与归化县（今明溪县）毗邻，北面同将乐、顺昌县接壤。当年辖地面积（包括今梨树乡大半区域）约260平方公里，拥有2万多人口。由于地域宽广，人口相对集中，地处数县交通要道，由此成为闽西北地区较大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在交通闭塞的二、三十年代，夏茂又是沙县至将（乐）、建（宁）、泰（宁）和闽西地区乃至进入江西省南部的陆路交通必经之地。自古以来，这里即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私塾教育相当普遍，明代设有夏茂四贤祠社学、十八都桃源洞社学（地址在罗坑村魁星楼）。清宣统三年（1911年）开办了教会附设的学校。民国13年（1924年）由4所学校合并创办了完全小学——沙县第八区公立第一小学（民国17年改为茂溪小学）。官锦铨、黄可英、张炳生、罗佑等人正是这所学校第一、二届的高小毕业生。姜敢从该校创办至民国15年（1926年）曾受聘担任国文教师。他在任教期间，举办过两期平民班，招收进步青年入学，每期学习四个月，有数十名青年农民在此受过进步思想启蒙教育。这批青年后来有许多成为沙县特支从事地下活动的依托力量和群众斗争骨干。尤为可贵者，是夏茂地区民众富有反抗封建统治和豪绅欺压的斗争精神，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年）夏茂人胡天秀率众起义，反抗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清代顺治四年（1647年）夏茂人罗南生率反清复明武装一度攻占县城；民国5年（1916年）1月，当地民众曾发起抗交捐税的斗争；民国15年（1926年），又发生过截留豪绅外运粮食的斗争。而官锦铨、姜敢等人正是根据家乡这些有利条件，在这里建立了党的组织。
二、沙县特支的地下斗争
沙县特支建立之后，特支成员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开展工作。开展活动仅几个月，就得到上级的肯定与赞许。1928年12月11日，《中共福建省委11月份党的组织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沙县建立党组织及其工作表现的概况：“沙县才发展不久，负责同志对党的各种策略与工作方法都认识不清，但表现还不算坏。”（3）沙县特支从1928年夏建立开展地下活动至1934年春自然消失，历时七年之久。其活动区域，主要在沙县北部一带乡村和县城。由于当时偌大的闽北地区最早仅有崇安、建瓯和沙县等少数县建立了党组织，由此显示其特殊作用，但由于当时斗争环境艰难险恶和地下工作的固有特点，其组织活动只能时起时伏，与上级的联系亦相应时断时续。又由于沙县特支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因此上级党组织一直关注其活动情况。1929年8月5日，福建省委（其时省委机关在厦门）给福州市委发出指示，要求“与已有工作的县分（如崇安、建瓯、沙县）应发生关系，应尽可能予以助力”（4）。省委机关在1931年3月25日遭敌破坏之后，部署“派人回去沙县做工作，并与红军联系”（5）。7月24日福州市委决定“派（人）去沙县、建瓯建立交通站”（6）。9月24日，福州中心市委将派人回去“恢复建立古田、福清、建瓯、沙县的工作”列为中心任务加以贯彻（7）。1933年5月1日，时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陶铸向中央报告工作时仍提到“最近新建立了古田、沙县两县的工作关系”（8）。
沙县特支的地下斗争，是由一批信仰坚定、充满活力、勇于献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率先进行的。其中有在省城就读的官锦铨、姜敢、张炳生、罗佑等人，还有原在夏茂从教的洪基。洪基是沙县特支建立时发展的早期党员，原名洪荣机，字建材，1924年毕业于沙县县立第二高级学校，后在茂溪启蒙初级小学任教。他幼年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入党以后，忠于党的事业，最终英勇牺牲。
1929年6月，官锦铨从省立福州第一初级中学毕业回乡，这时年方17岁。他跟随其父经营“日牲春”染布店（兼肩挑卖布货郎），以此为掩护，一直从事党的秘密活动。
1931年7月，姜敢受组织派遣回沙县工作。在此之前，每逢寒暑假返乡在夏茂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在福州期间，先在三民中学就读，后考入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师范部继续深造。入党后，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以读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福州市互济会负责人。曾两次被捕，释放后，继续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至1931年3月，以福州市委巡视员身份，两次到福安、三次到连江巡视工作；先后三次秘密赴厦门、上海进行交通联络工作。1931年7月，受中共福州市委（此时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因在3月25日遭破坏，尚未恢复）派遣回沙县做工作，建立沿途的关系，负责恢复沙县党组织的联系和打通由沙县至建宁、泰宁苏区的地下交通线，建立由福州至闽北的交通站，并与红军联系。他肩负重要使命回到夏茂后，同官锦铨、洪基、张炳生和马凤城等并肩战斗，直到1933年8月随东方军离开家乡北上。
1931年秋，曾一度在夏茂、富口从事过地下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马凤城（长汀四堡人），再次来到沙县，与官锦铨、姜敢、洪基等人汇合，更增强了沙县特支战斗力。
沙县特支的秘密活动，着重在传播革命思想和建立革命联系两个方面：
（一）传播革命思想。一是采取公开的合法形式。洪基以茂溪启蒙初级小学（校址在夏茂四贤祠）教员身份，在夏茂兴办了一所民校（夜校），结合扫盲向青年农民灌输反帝反封建的先进思想；洪基还联络在茂溪小学任教的朋友罗起照（又名火妹）和陈学煜，对学生进行如何争取人权、民主平等方面的启发教育；张炳生1931年初从省城回乡后，亦在茂溪小学任教，他结合讲课向学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军阀列强。姜敢则针对夏茂民众文化比较普及的特点，购置了一批进步书刊，先在茂溪小学，后在自己家中开办图书阅览室，以此开展革命启蒙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二是采取秘密集会方式，经常组织进步的青年农民和学生，秘密集会，联络感情，宣讲革命道理。集会的地点除茂溪小学外，选择了人迹稀少的僻静场所，如位于村东头的文昌宫，对门山上的神农祠，后山的财神庙，也间或在私人住所（如洪文梓家）。参加集会的对象大多是相互比较信赖的同学和亲友，如官锦铨的表兄陈能茂和同学林荣忠、吴德椿，姜敢的胞兄姜源煜、姜源灶，洪基的族人洪文梓、洪荣芹兄弟，黄可英的胞兄黄阿肖、黄阿货，以及罗维篆、罗祖开、罗起照、陈学煜、谢连春等18人（一说30余人），其中有不少人尔后参加了公开或秘密的革命活动。
（二）建立革命联系。沙县特支初期的地下联系活动，限于夏茂及周围地区。1929年夏，官锦铨从省城回乡后，便同洪基一起在夏茂、松林和大布等村庄秘密从事地下活动；同表兄陈能茂（荷山人）一起到邻近的荷山一带高山地区发动农民群众，建立联络点。
自1931年开始，沙县特支地下联系活动的范围扩大到县城、邻县以至江西瑞金。这年6、7月间，中国工农红军先后解放了与沙县相邻的将乐和归化二县，建立红色政权，成立县革命委员会，成为红军控制的红色区域，而且同闽西苏区联成一片；尤其是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这在客观环境上对沙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影响。官锦铨闻讯后，曾多次同陈能茂潜往将乐、归化和江西瑞金，与苏区和红军建立联系。之后，官锦铨在夏茂家中秘密接待了一位来自苏区的红军干部（系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一名副官）。当时，官锦铨邀请陈能茂及陈的内弟卢清妹（后曾任县苏维埃主席）赴宴作陪。不料，此事被陈能茂邻居邓某（地方士绅）探知，串通民团团长吴某向地方当局告密。1932年4月，陈能茂被卢兴邦驻军范连长以“通匪”罪名逮捕，关押在杨家祠堂，双脚被枷上木靴（一种木制刑具），并勒索光洋300元赎身。官锦铨为解救陈能茂出狱，特地潜往归化茶芜向驻地红军求救。随后，由红军彭××团长带领了一支部队前来夏茂，卢兴邦驻军闻风而逃。陈能茂获救后为了避免重陷虎口，曾一度随红军去了归化。
1931年7月，姜敢奉命从福州回沙县恢复组织联系以及建立由福州至闽北的交通站。回到夏茂之后，多次赴建宁、泰宁苏区进行秘密联系，又与官锦铨、洪基在夏茂周围各村发动农民群众，建立联络点，协同刚来此地开展新区工作的红军干部钱益民，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发展武装。姜敢在夏茂及四出串联活动引起了地方当局的关注。1932年夏，国民党沙县党部书记周步青搞到一份姜敢的材料，交给卢兴邦所部驻扎夏茂营长詹尤民说姜敢是共产党。詹尤民便逮捕了姜敢，然后用小船押解到县城，递解团部；团长张兴隆把案子转到旅部，旅长卢兴荣对政治不太感兴趣，没把此案当成大事，只指派上尉副官王汝楫负责审理，并不具体过问此事。王汝楫是学生出身的军官，见姜敢只在学生中活动，认为“学生运动是平常事，没有什么”，而周步青指控姜敢是共产党的那份材料又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类于主观臆想，所以案子拖着不办。周步青认为卢兴荣、王汝楫办案不力，便小题大做地把这事报告了省党部主任陈肇英。在陈肇英干预下，审理了姜敢案件。由周步青主审，王汝楫陪审。审讯中，周步青咬定姜敢“很活跃，是共产党”，可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案子审不下去。他们将姜敢关了两个多月，便无奈何地予以释放。姜敢出狱后，依然坚持地下活动，而且更加成熟了。
1931年秋天，一度在沙县从事过地下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马凤城，再次来到这里。马凤城出生于长汀县四堡乡（今属连城县）珊坑村黄家土段的一个中农家庭，原名益华，别名金华，俗名金华仔。“大革命”时期，尚在四堡马尾小学读书，便与一群青少年组织宣传队，在农民中宣传革命。小学毕业后，升入长汀省立第七初级中学（1929年1月易名为省立长汀中学）。3月间，正值马凤城临近毕业之际，学生会因校长何雨农与豪绅地主军阀勾结侵吞校款一事发动罢课。此时，适值红四军进占长汀前夕。何雨农以“学生突然罢课行图暴动”为由电报省教育厅，要求将学生会负责人19名开除学籍，马凤城亦在其中。马凤城被开除回家后，仍在四堡与进步师生组织话剧组，通过演出剧目，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妇女剪发、放脚，宣传妇女解放。
马凤城在长汀中学和四堡的进步活动，地方当局怀疑其是共产党员而欲加迫害。他因此出走来到沙县。沙县是拥有几十万亩毛竹林的山区，当时由于交通闭塞，运输困难，出产的毛竹难以外运，仅以制作笋干和毛边纸为主，所以境内小型的手工造成纸厂有数百家之多，遍布每个毛竹产区。那时，长汀有大量熟练的制造毛边纸的工人，长期落脚在沙县从事毛边纸生产，人数达数百之众。马凤城正是依托长汀造纸工人的关系来到沙县，在夏茂、富口地区的长汀籍造纸工人和当地农民中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马凤城在夏茂洋邦村的黄坑纸厂活动期间，结识了洋邦人严道尊，知道其胞弟严格在福州高级中学读书，因此请其写信介绍他到福州与严格相识；在福州，通过严格的介绍与姜敢见面，此时的姜敢已是中共党员，地下工作者。姜、马二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成为朋友。1929年夏，马凤城只身赴上海，进入上海艺术大学读书，并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在该校从事党的工作。当时，他担任中共上海市法南区（9）善钟街道支部书记。
1930年，马凤城在上海艺术大学毕业，返回家乡四堡，在扶风小学任教。因从事地下活动而为当地恶霸马贤康所不容。于是，在1931年秋再度来到沙县，并与沙县特支成员官锦铨、姜敢、洪基取得联系，共同进行地下活动。为了方便工作，也为了躲避马贤康对亲属的迫害，他将父亲、老婆和孩子接到沙县，选在富口与荷山之间的横坑自然村梅窠厂定居。横坑是个仅有二三十户农民散居的偏僻小山村，离归化县境仅几公里，四面高山环绕，盛产毛竹，周围有几家手工造纸厂，有不少长汀籍造纸工人。他在横坑定居之后，便在县城、富口、荷山等地展开广泛的联系活动。在县城，结识了同乡江洋保，还与后来担任县苏维埃委员的当地人许万生结为好友。又联系上此时已在县教育局任职的严格。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以各种社会职业为掩护，如通过严格推荐，为城关天主教堂员工罗起基担任家庭教师；在荷山，他开设了客店。荷山地处沙县通往苏区宁化、归化的交通要道，在此以客店为联络点，便于了解情况，传递信息，接待来往地下工作者；他还在夏茂的黄坑、荷山一带纸厂当工人，与工人一起挑毛边纸进城，借此进行联络，搜集情报。马凤城就这样通过多种渠道，与各地保持了广泛联系，不仅完成了当时的工作使命，也为他尔后担任沙县苏维埃主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
沙县特支的地下联系工作，曾一度深入到国民党军队内部。三十年代初期，福建出现军阀混战局面。福建党组织针对这情况，指示各地党组织寻机开展兵运工作。沙县特支据此于1930年指派夏茂知识青年洪文梓（有说洪亦系沙县特支成员，但苦于无法证实）、罗祖开，乘国民党军周志群旅路过夏茂时，化名加入该旅当兵，秘密从事军队策反工作。军队驻榕期间，洪、罗二人分别在士兵中串连，还曾得到福州党组织派来的同乡罗佑的协助。本来，已联络好一个班，因嫌人数太少，便继续串联，意欲发动到一个排的人员再起事。不料此事被排长察觉，洪文梓遭逮捕，于1931年4月30日被杀害。罗佑亦被捕，后经组织营救出狱。罗祖开当时因事上街未在军营，闻讯后逃回家乡，幸免于难。
三、创建红色区域
1931年5月底，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红军总前委分析了闽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决定主力红军深入闽西北，在建宁、泰宁、将乐、宁化、清流、归化、沙县等地，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扩大红军武装。6月28日，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建宁发出指示：红一军团的红四军以归化、连城为工作区，以沙县、永安、宁洋（10）为筹款区域，即在三县筹款自给。随后，红四军（缺十二师）取道沙县分散筹款，然后分兵归化、永安两县筹款。奉命领队到沙县的是红三军团独立师政治部干部钱益民。当时，钱益民正在归化某地开展群众工作。鉴于他对组织工作和地方工作有一定经验，师政治部刘主任决定派遣他同团参谋长余金生（湖北人）、连指导员范荣标（江西人）带领连级干部20多人，组成工作团，携带十几支枪，由归化铜铁岭经将乐白莲向沙县夏茂挺进。当时，盘踞沙县的土著军阀卢兴邦部队正往长汀一带围剿红军，地方防务较为空虚。此时的沙县夏茂，已与红色区域的边缘地区相邻，犹如苏区门户，具有战略地位。钱益民带领工作团抵达沙县边境后，由三军团政治部民运处的蓝为仁与沙县特支取得联系。官锦铨和陈能茂二人专程到边境将红军工作团带进夏茂地区，安顿在距夏茂几里之遥的松林村驻扎，并以此为基地，四出串连，秘密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创建红色区域。沙县特支积极主动配合和协助钱益民等人开展各项工作。从7月至年底的半年时间里，官锦铨、洪基、姜敢等人密切配合红军工作团在各处活动，其活动范围遍及夏茂及周围的乐厝、李窠、洋元、大布、粉干窟各村和高桥、荷山地区的部分村庄，乃至将乐、顺昌县的边邻地区。除通过秘密形式向地主土豪筹款以供部队自给外，动员了一批青年农民加入红军队伍，荷山村的黄洋女卷（烈士，1932年在泰宁牺牲）、夏茂东街的洪文法（烈士）、洋元村的吴吉田（烈士，1933年在将乐万安牺牲）和粉干窟村的潘日行（红军残疾军人，1957年离休返乡，已故）等人就是此时参加红军的。在此时期内，红军工作团对于已为反动派所控制和利用的大刀会，则采取军事行动给予打击，同时，在政治上进行劝降，动员他们的亲属去说服其弃暗投明，改邪归正。通过武装进攻和政治劝降，收缴了大刀会的一批武装，夏茂地区的大刀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工作团的活动，扩大了红军在沙县的影响，并一度使夏茂、高桥、富口、荷山等地区成为红军实际控制的红色区域。中央巡视员1931年8月3日向党中央报告福建斗争情况中，就提到“沙县的北区（11）”“仍在红军手上”。由此表明沙县特支配合红军工作团在该地区创建红色区域的工作成效显著，影响广泛，对国民党地方当局构成了极大威胁，以致当时国民党的报纸惊呼“红军拟攻沙县、顺昌，福州震动”。
四、震撼地方当局的抗卢斗争
民国期间，沙县先后由军阀李厚基、王永泉、周荫人、郭锦堂、卢兴邦统治，地方官员均由军阀指派。统治沙县时间最长的为郭锦堂、郭凤鸣两兄弟（从1922年至1927年）和卢兴邦（从1927年至1936年）。沙县人民为了反抗军阀部队的统治压迫，在三十年代初期，爆发过震撼地方当局的反抗土著军阀卢兴邦的斗争。
卢兴邦是尤溪县人，本为著名土匪头目。自民国4年（1915年）起，卢兴邦股匪即在沙县、尤溪交界处勒饷派款，溪南一带受害尤烈。因勒饷未成，曾制造多次杀人放火惨案：民国6年9月24日，劫掠大洛乡宝山村，烧房200多座，杀害1人；民国7年3月至10月，先后4次烧毁琅口乡山峰村、田坑村、高砂乡岭兜村和高砂村房屋数百间,杀害52人；民国10年4月15日，烧毁高砂乡阳溪全村房屋250余座，杀害4人，绑架人质8人。其凶狠残暴手段于此可见一斑。
民国15年（1926年）卢兴邦股匪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翌年春，卢兴邦部开始由黄庆彩团率张胜高营进驻沙县。由此开始其统治沙县十年的罪恶历史。民国19年，卢部缩编为省防军暂编第三旅，下辖3个团，沙县仍为卢部驻地。民国20年，卢部扩编为陆军新编第二师，师部驻扎沙县。是年秋，爆发了卢兴邦部与蒋介石驻福州部队刘和鼎（五十六师师长）部的战争，史称“刘、卢战争”。战事以卢兴邦失败告终，卢的地盘遂从22个县缩减为尤溪、沙县、永安、大田4县。卢的师部迁设永安，派其弟卢兴荣旅长率部盘踞沙县。然而，残暴成性的卢兴邦部队依然在其驻地危害地方，百姓不堪其扰，因此，沙县人民多次起而反抗卢兴邦土著军阀的血腥统治。
最早是发生于1931年间一次未遂暴动。1930年3月，闽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有6个县、62个区、557个乡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人口占闽西各县总人口一半以上。与此同时，中共福建省委于3月1日发出“造成闽北广大范围的地方暴动（12）”的指示。沙县特支鉴于省委的指示和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影响，试图组织进行一次武装暴动。其时，在与沙县邻近的归化县后洋山区，有一股以邹某为首领的经济土匪，成员多为破产农民。沙县特支决定争取这股土匪，以其为基本力量，准备举行反抗卢兴邦的武装暴动；并派官锦铨、洪基多次到后洋，通过艰苦工作，取得了邹某及其骨干人员的信任，同意举行暴动，还缝制了暴动使用的红旗（旗面上有锤子、镰刀图案）。不幸由于泄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武装围剿，以致未及举事便告失败。尽管如此，这次暴动未遂事件确已震慑了地方当局。
1931年6月，在夏茂地区爆发的大刀会武装袭击卢兴邦驻军，则是震撼了地方当局。
民国元年（1921年）以“僮子军”名称开始在沙县地域出现大刀会。民国13年（1924年）之后，沙县境内各地乡绅、土豪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遂以保卫乡家免遭寇劫为由诱惑、怂恿甚至强制青年农民练武，组织大刀会。这类以迷信和习武为特点的大刀会，当时在涌溪、青州、高砂、南阳、郑湖、高桥、富口、夏茂、梨树等乡镇和城关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武器比较落后的二、三十年代，大刀会的冲杀的确是其势凶凶，难以招架，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因此，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1926年9月通过的《中共对红枪会（13）运动的决议案》指出：“红枪会是军阀政治下的产物，……它是真正民众的武装，它已成为民族革命中破坏军阀的一个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努力引导这个力量，并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14）沙县特支根据中央上述决议精神，在夏茂地区从事“引导这个力量”的工作，使之“成为农民武装组织”。在二三十年代，夏茂周围经济土匪活动猖獗，夏茂附近几十里民众深受其害。为了防备土匪骚扰抢掠，大布村农民率先组织大刀会（亦称红带会），与之相邻的洋元、李窠及长阜等各村也相继设坛组织大刀会。这些大刀会对土匪产生了一定的威慑力量。如大布村会首姜圣训就曾经带领该村大刀会抵御过土匪并战胜匪徒，所以远近闻名，颇有影响。沙县特支成员官锦铨与洪基便经常到大布村联络会首姜圣训、洪绍培及会众，取得他们的信任，提高他们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并与他们策划联合夏茂地区各村大刀会举行一次反对军阀卢兴邦的武装行动。民国20年（1931年）6月28日凌晨，经官、洪二人策动并组织领导的各村大刀会会员数百名，在洪基和会首姜圣训、洪绍培率领下，乘卢部官兵换防之机，攻其不备，突然袭击其驻扎在夏茂教堂的一连部队，当场击毙其连长、副官各1名，士兵10名，其余士兵四处逃散。同时收缴了民团枪支，镇压了民团的1名司爷和2名税棍。这在当时不过只是一次小型的公开抗卢武装斗争尝试，然而的确在很大程上相震撼了地方当局，因此遭到了卢部的疯狂报复。同年9月9日，卢部的一营部队从凌晨4时开始包围并血洗了夏茂长阜村。这个拥有103户503人的村庄，当场被杀死82人，重伤55人（伤后不治而死13人），有27户人家被斩尽杀绝；烧毁房屋710间，粮食172万公斤，烧杀家禽家畜2501头，全村经济损失总值达27万元（银元）。
1932年间，青州地区民众也自发组织举行了一起抗卢事件。这里驻扎的卢兴邦一个连队，经常骚扰百姓，致使民不聊生。当地民众为了求生存、反压迫，纷纷组织大刀会以图自卫与反抗统治者。这天，管前、冲厚等村集中了大刀会众七、八百名，开赴青州与卢兵对抗。卢部驻军见大刀会人多势众，甚为惊恐，便派1名排长前来谈判。大刀会一时出于义愤，随即杀了这名排长，卢兵见状进行反扑，当场打死大刀会5名，抓去6名（亦被用屠刀斩首）。第二天，卢兵又整队前来报复，血洗了马铺村，杀死村民24人，重伤3人。

注
释
（1）民国元年（1912年）福建实行省、道、县三级地方政制。全省设东路、西路、南路、北路四道。民国3年（1914年）6月，依原辖区域置闽海、厦门、汀漳、建安四道。建安道管辖闽北16县。民国14年（1925年），废道，全省实行省、县二级地方政制，至民国22年（1933年）为止。此处仍沿用旧称，称闽北地区为建安道。
（2）当时省委决定，一个县只有一个支部者，其组织称为特别支部（省委《中共福建省委扩大会议组织问题决议案》，1928年1月21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2册，第59页。
（3）《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3册，第304页。
（4）《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5册，第81页。
（5）（《中共福建省委关于福建各地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1年6月1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7册，第165页。
（6）（《中共福州市委给中央的报告（残件）》，1931年7月24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2册，第82页。
（7）（《陈冷材关于福建政治形势和福州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1年9月24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2册，第90页）。
（8）《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3册，第70页。
（9）三十年代初期，上海市辖区党组织分为沪东、沪西、闸北和法南四个区。法南区包括法租界和南市区，故称法南区。
（10）宁洋原为建制县，民国初年属汀漳道；民国23年（1934年）属龙岩地区；民国35年（1946年）1月永安成立地区，改属永安；1956年7月，因行政区划变动而撤销。
（11）沙县的北区：指当时的前北区富口乡、底北区夏茂乡一带。
（12）《中共福建省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3月1日。
（13）大刀会亦是其会种之一。
（14）《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民国会门武装》

不管山高水远，最重要的是你将与谁同行。